印尼华人是否很富有?海外最大华人社群的爱与怕

摘要: 今日的印尼,尽管社会上对华人的异样眼光并未完全消除,但法律上已不存在针对华人的歧视政策。华人也开始全面重建自己被割断的文化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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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城北有一片古老的荷兰建筑,名为科塔古城(Kota)。17世纪初,荷兰殖民者在这里建造了砖石的房屋和瘴雾弥漫的运河,试图创造出一个热带的阿姆斯特丹。然而由于环境卫生问题,一场瘟疫让这里几乎变成空城。


椰树下,一座座老旧破败的两层小楼如今鳞次栉比地堆积在道路两侧,砖石间生长着各种蕨类。往南不远处,是印尼乃至全世界最大的中国城,印尼语称作 Glodok 。与其他国家华人聚集区不同,这里几乎看不到任何中国特色的建筑,道路显得狭窄且凌乱。


图说:雅加达城内的道观金德院。摄影:李克难


有着 360 年历史的道观金德院,隐匿在其中一条潮湿的水产巷道内,成为与华人社会相关的有限标记。


这个曾经见证东南亚最大城市兴衰的古老建筑,此刻显得格外凄凉:寺庙中心的殿堂在前年 3 月的一场大火中被烧毁,漆黑的柱梁间,重建的脚手架稀稀拉拉地搭着,建筑材料和垃圾散落地上。殿堂一侧的墙上,贴着当地政府举行重建仪式的巨幅照片。


如今两年过去了,重建工作仍然缓慢。尽管如此,残垣断壁处的香鼎前,仍有附近的信众前来祭拜。


印尼据称有着世界上最大的华人社群, 但与世界上其他华人社会相比,印尼华人历史上曾经遭受的身份歧视无疑最为深重。


半个世纪前的 1966 年,刚刚通过政变上台的印尼总统苏哈托颁布第 127 号总统令,要求印尼华人改掉中文姓名,改取印尼姓名。此项法令的颁布,成为苏哈托时代系统性歧视华人的历史开端。


在此之后,一系列法令让华人被禁止使用和学习中文、禁止庆祝传统节日、也无法涉足政治。 1998 年,由于金融危机而引发的惨烈的排华暴乱,成为印尼排华的最高潮。但随着苏哈托政府在民主化运动中的倒台,印尼排华也走向终点。


今日的印尼华人不再承受过去的种种文化钳制,但距离 2006 年印尼《国籍法》修改、华人法律上获得完全平等地位,只有十一年时间。


如同重建被烧毁的金德院,结束 32 年文化断层与政治歧视的印尼华人,在获得平等地位的今日如何拾起被斩断的文化, 面临重重掣肘。


图说:余麦风和他的华文教室。摄影:李克难


年逾八旬的华裔老人余麦风,在雅加达市中心附近的一条小巷里经营着一个华文教室。教室墙上挂满了他参加各种华人社会活动、与参政政客见面,以及在各种论坛上演讲的新闻简报。


另一边,挂着几幅中文书法。瘦削的余麦风,声音已变得有些含糊。教授中文、关注印尼政治、广交社会贤达,是他一生的志趣。


华人移民印尼的历史,可追溯到 800 年前元世祖忽必烈的远征。几个世纪的迁徙史让数 以百万的华人在此扎根,其中大部分从事工商业,也有部分人从事农业。


荷兰殖民时代 ,华人被看做二等的“东方外国人”,大都从事贸易或担任低级官吏。


与早期扎根印尼的华人不同, 20 世纪后移民到印尼的华人往往被称为“新客”。他们更多在来自中国的革命党人建立的中文学校中接受教育。这里从教材到老师,几乎全盘从中国引入。“新客”们不太过问印尼本地政治,更多受到中国 20 世纪历次政治运动的影响。



还是十几岁的时候,余麦风违抗家里继承家族布店生意的父命,在印尼西加里曼丹省的首府坤甸市教中文。


1948 年,当地的中文学校主要分为两派——支持共产党的中华学校与支持国民党的振强学校。余麦风选择在中华学校做教导主任,当年带领左派学校的学生罢课,举着火把与振强学校的学生在游行中对峙。


二战结束后,印尼独立战争几乎与中国大陆的国共内战同步开始。1949 年 12 月,印尼联邦正式成立,几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诞生。


在由苏加诺领导的独立政府中,民族主义、伊斯兰与共产主义三股势力相互制衡。作为当时世界第三大共产党的印共,与新中国之间的联系,靠的正是数百万的印尼华人。


印尼《千岛日报》雅加达分社社长洪忠良,曾是左派华文学校的学生。他和他的同学们尽管是土生土长的印尼华人,学的却是抗美援朝、雷锋、焦裕禄等故事,读的小说是《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而他们想的,也是有朝一日能“回到”中国。


“我们都是长在红旗下的一代。那时候,我们朋友见了面都会说一句‘祖国见’!”



图说:1967年4月28日,印尼雅加达爆发反华游行,数百名印尼青年聚集在中国驻印尼大使馆门前示威,并焚烧华人的摩托车。


1965 年 9 月 30 日, 6 名高级军官被杀,苏哈托将此事指向印尼共产党,开始在全国清洗共产党势力,中印尼关系急转直下,两国在 1967 年断绝外交关系


被认为与中共关系密切的华人也受到牵连。一系列排华政策陆续颁布——华校被关闭、华文教学被禁、文化活动受到限制。一夜之间,华校学生成了失学儿童,老师也只能另谋他途。洪忠良不得不开始从商,他从商场店员做起,逐渐建立起自己的产业,晚年才加入媒体工作中。


洪忠良的外祖父曾去中国参加过同盟会,参与了推翻清政府的活动,直到 1930 年代末日本入侵才乘坐最后一艘船逃回印尼。虽然自己也怀揣一颗归国的热心,却终究没能离开印尼。


然而,很多与洪忠良同时代的印尼华人来到中国大陆,却发现心中的祖国远不是自己想象的那样。


“当时的政策起先说是入中国籍,回国好,支持祖国建设;后来形势发生变化,变成鼓励入印尼籍,留在当地。于是,落叶归根变成了落地生根。”


洪忠良回忆道,“起先很多回国的华人不能够适应大陆的环境,因为我们这里家里都有佣人,生活很舒服嘛,相比之下,中国生活很艰苦,后来很多人就跑去香港啦。”



图说:上世纪50年代印尼当地华人经营的店铺。


政治热情被扼杀的印尼华人只好回到其传统的商业领域发展,这也使得苏哈托时期华人在印尼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1998 年金融危机前,印尼五大财团全部由华人掌控,“占印尼人口 3 % 的华人控制了印尼 70 % 国家经济”的说法被广为流传。这句话也使华人 被认为是把持和损害印尼经济的罪魁祸首, 成为后来反华分子打击华人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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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压制走向平等



千岛之国的印度尼西亚,乃是国际知名民族主义理论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发明 “想象的共同体”概念的地方。在其 19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存在着 200 多个部族,其中人口最多的爪哇人占到全国人口的 40% 。


如何将四散的群岛与各不相同的族群统一在一个“共同想象”之下,始终是印尼政府面临的一大难题。面对大多数信伊斯兰教的印尼族群,中华独特的文化显得格格不入。


在荷兰殖民者“分而治之”的手段下,华人不仅是商人,也是税吏,是原住民眼中统治者的帮凶。1965 年之前,印尼华人则成为印尼共产党、民族主义者和伊斯兰教之间权力斗争的棋子。


苏哈托时代的裙带资本主义模式尽管让印尼享受了数十年的快速经济发展,但发展果实并未让全社会得以分享,贫富分化严重。华人虽说在政治、文化上受到压制,经济上却享受到稳定的好处。


1998 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印尼经济凋敝,大量印尼学生走上街头,抗议苏哈托七度连任印尼总统。最后, 77 岁的苏哈托辞去总统职务,让与其副手哈比比接任。


此后宪法得以修改,民主化改革全面启动。但与此同时,当年 5 月 13 日,从苏门答腊的棉兰开始,针对华人的打砸抢烧事件在印尼蔓延,华人家庭遭受洗劫,妇女受到强奸。



这场排华暴乱后,大量印尼华人流亡海外,为了重振印尼经济,新上台的哈比比颁布了一系列有利的改革举措以吸引华人回归,如废除华文教育禁令、废除政府公文中“本地人”(pribumi)与“非本地人”(non- pribumi)的表述等。


哈比比还成立了一个对排华骚乱的调查组。不过,最后由于各种阻力,让调查半途而废,使得排华暴动至今没有官方定论,其幕后真凶也未受到惩罚。


2000 年,时任总统瓦希德宣布废除针对华人文化活动的禁令,印尼华人得以重新公开庆祝春节。到了 2003 年的梅加瓦蒂时代,春节被定为印尼法定假日。


2006 年,印尼《国籍法》修改,将印尼公民权由血缘原则改为出生地原则,并废止一切带有种族歧视的法令。由此,华人获得同印尼其他民族一样的权利,并有权参与总统与副总统竞选活动。


今日的印尼,尽管社会上对华人的异样眼光并未完全消除,但法律上已不存在针对华人的歧视政策。华人也开始全面重建自己被割断的文化血脉。



本文作者 | 李克难


《 凤凰周刊》资深记者、编辑,曾参与安平公共传播公益基金为展现中国投资在海外的真实处境而设立的记者资助计划第三期,前往印尼进行为期一个月的专题报道。


本文获作者授权,摘编自《凤凰周刊》2016年4月刊,总第57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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