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升专访「我就是自由人,我喜欢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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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2 19:10 首页 世界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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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升把自己人生中第三十张专辑给了“丽风”,也给了它所在的这片眷村,《南机场人》,在“丽风”被推平后不久会面世。陈升。 摄:张国耀/端传媒


陈升的一生中,有许多在重要历史场景里,不小心跑了个龙套的时刻。


1978年10月10日,台北,蒋经国就任中华民国总统后首次阅兵。20岁的陈升,刚从彰化北上服兵役。来募兵的是一位外省口音极重的老兵:“有没有会油漆的?”为了不上政治作战课,陈升自告奋勇报名刷油漆。没想到“油漆”其实是“乐器”,就这样进了军乐队学吹伸缩喇叭,一直吹到了“汉威演习”的阅兵礼上,吹到了蒋经国面前。


1989年,31岁的陈升刚从滚石唱片出道一年,出版了两张专辑,正和几个台湾朋友对开放中的中国萌生强烈好奇。这一天,他在湖南拍摄汨罗江上的屈原祠,对北京发生所知不多,却在偏远山路上遇到土匪,缴了钱才能保命,一直进到长沙城,才惊觉“祖国”已风云变色,屁滚尿流逃回台湾。


他喜欢讲这样宏大叙事里不正经的故事,似乎也很满意其中,自己扮演的这跑龙套的戏份。陈升今年59岁,在流行音乐界出道29年,出了29张个人专辑,还写了12本书。卖的最好都是风花雪月的情歌,他自己最喜欢的,却尽是那些曲调不易入耳歌词絮絮叨叨长到自己也记不住的故事歌——都在唱小人物的故事,多半是在大时代里跑了场龙套的小人物,也有些冷清得连时代的面也没见著。


乐评人马世芳总结过他的三首歌,《细汉仔》、《一佰万》、《坏子》,都是写沦落到江湖的坏孩子故事,最长的一首,《细汉仔》的歌词有七百多字,像是一幅微型小说。马世芳给这三首歌起名叫“坏子三部曲”,说这是一个流行情歌之外,人们所知不多的陈升:“他并没有用那种卫道人士批判的角度去写他们,他也没有用一种窥奇的角度去写它们。因为这些人就是他童年的玩伴,他的好哥们儿。”


2005年之后,陈升自己开始有意识地把讲故事的冲动编排成系列。一次去西双版纳买茶叶的浪迹经历,让他写出唱片《丽江的春天》。不能只有一张就算了,于是编排了“流浪日记四部曲”,东西南北各来一张:2011年写了眷村乡愁式的东北故事《家在北极村》,2013年写了台湾教材批判最多的西北想象《延安的秋天》,接著还有东南。他想沿著太平洋的第一岛链,从冲绳到北海道,到台湾沿岸、兰屿,到吕宋、巴丹岛,再转个弯,到马六甲海峡,这样一圈,写“华人的海出去的尽头”,也是一幅华人离散的地图。岛都跑遍了,歌还没写出来。中间总有各式各样的其它故事涌出来,他听见了,又忍不住要写出来。


2017年他出新专辑《归乡》,心境从“我想要一个人去旅行,但是归期却没有约定”的少年郎转回了“我的故乡她不美,要如何形容她”的老小子。他讲起家乡的小人物故事:“当年那个美丽的女孩,转眼之间生了猪一样的一对小孩”,荣民村里“大家都说我疯了,可我爱国家爱的深”,不甘心被困在穷乡僻壤的七叔“叔叔要去一个遥远的地方,那里是男人的方向,情欲的理想国”,转角那家不太成功的旅舍“以为可以任性地背叛了命运,可惜发现后来也没有”……陈升说自己近乡情怯,几乎是在泪水中完成这张专辑。然而当你以为这张深情告白意味著浪子终于要回家的时候,他又被新的人、新的故事迷住了。


在台北,他工作了三十多年的录音室“丽风录音室”在都市更新政策下被拆了。这家位于一栋老旧公寓三楼的录音室,曾见证过罗大佑《亚细亚的孤儿》出炉,出过李宗盛第一张专辑,录制过滚石六成以上的唱片,以及陈升几乎所有的歌。不止如此,它的创办人徐崇宪,还是陈升名副其实的伯乐——陈升的第一张专辑是他投资并录制的,也是他将陈升推荐给了滚石唱片。时代隆隆碾过,唱片业垮了,台北市变了,传奇的录音室也要消失了。陈升急切地想要写一张专辑来纪念。这一次,他又听见了录音室背后,更多小人物的声音:这片被“都更”的区域,曾是台湾最大的一片眷村,外省的孩子纷纷离开、留洋,没有人再像杨德昌那样说故事。陈升把自己人生中第三十张专辑给了“丽风”,也给了它所在的这片眷村,《南机场人》,在“丽风”被推平后不久会面世。


我是在老“丽风”的最后时光见到陈升的。


▲  陈升今年59岁,在流行音乐界出道29年,出了29张个人专辑,还写了12本书。卖的最好都是风花雪月的情歌,他自己最喜欢的,却尽是那些曲调不易入耳歌词絮絮叨叨长到自己也记不住的故事歌。摄:张国耀/端传媒


他顶著灰白夹杂的头发,身形却很健康,皮肤晒得黝黑,肌肉线条分明,一看就是有规律而严格的训练,并不像是歌里展现的,那种在酒精与旅途中浪荡一生的无赖模样。他强烈地感觉到自己的年纪与身体的变化,并为此焦虑不已。一坐下来,他瞪大了眼睛扶著脑袋:又没睡好,原来男人也有更年期。再盯著自己的手出神,说看到了爸爸的手。只有在说故事时,他整个人才活了起来,每一个经过录音室客厅的来客,都会被他编排一番,说上一段小爱小恨、家国情仇的故事。


在十年前与中国乐评人张晓舟的一次对话里,陈升说,罗大佑写高级饭店的悲哀,而自己写的是“进不了高级饭店趴在地上滚来滚去的野狗一样的人”。十年过去,他说自己没什么长进,还是写这些。谁也不能告诉他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中国不可以。市场也不可以。但也没有很激烈的对抗性,他总能绕著弯子把想说的话说了。“因为我是高贵的自由人啊!不让我写我会挂掉!”再说,“我们都是从大便坑里面爬出来的,你怎么就假装不认识了呢?”


以下是端传媒与陈升的访谈摘要:


端 = 端传媒
陈 = 陈升


录音整理:党元悦

我们为什么不能埋在台湾呢?


端:先谈谈这间马上就要消失不见的丽风录音室吧,听说,你在为它写一张专辑?


陈:我在这里录了三十五年歌,没有离开过。现在它要拆了。它一拆,我习惯的音场就不存在了。我录完《归乡》之后,想说为这里做一些留念性的东西。你可能不知道,这个区块是台北的南边,早前日据时代有一个军用机场,所以现在我们叫它“南机场”。后来国民党跑到这里来,这里成了台北眷村密度最高的地方。很多高等学府、建国中学什么的都在这边。这个地方,很富有一种……党味儿。


很不同于《归乡》,我的《归乡》就很台的,土炮的、乡下的、稻米的。这里没有稻米,这里只有新店溪。但这是我念书的时候很憧憬、很敬仰的人,他们想要瞎混的一个区块。我突然惊觉我们现在简单归纳的所谓“眷村文化”好像有点断层,尤其是在流行音乐上面。比如说大佑,他其实是闽南人,是高雄那边人;宗盛,他其实是北投的,马兆骏算是仅有的眷村人,他是另外一个眷村的。细细推敲一下,我发现原来有这回事:我这一代人,或者我上面一代,外省第一代或者第二代,在这个区块里生活的,全都被一种引力压缩,变成要不就留洋,要不就从事政治、商业,成为某种菁英。但是在普罗文化和流行文化中,就没有了,不推崇。所以我开玩笑说,马英九应该来当流行歌手。马英九如果当流行歌手费翔就不是咖了!马友友本来也应该做流行歌的


「马英九如果当流行歌手费翔就不是咖了!」


端:这是不是常有人批评的,“台北文化圈”与普罗大众是脱节的?


陈:他们从没有离开台北市你知道吗。我岳母是天津人,她来台湾的时候,她没有离开过台北市,我岳父也没有离开过,他是安徽人,也是跟着部队来台湾的。我的夫人要不是跟我一起……我们结婚的时候她是住在田纳西州。他们整个眷村都留洋了!都跑到美国去了,再远一点巴西什么都有,但是在台湾,他们就是没有离开这个区块,不会到我那个土炮的地方去。外省的孩子有某种不安,他们的储蓄好像随时揣着,准备是要跑掉的。一直到现在,(两边)终于都溶在一起的时候,我反而比较难分辨出,我喜欢的这种感觉。就是杨德昌的感觉——连电影都没有杨德昌的传人,这不是气死人吗!杨德昌到最后拍完《一一》之后,甚至怒骂台湾的观众说你们不准看我的电影。多么可惜。我很多故事都在牯岭街(编注:牯岭街就在丽风录音室附近)。牯岭街少年,到底有没有杀人?所以这张专辑,我就想要写这里给我的感觉。也许我们可以简易地称它为眷村的《归乡》。


端:你说正在做的《南机场人》是一个眷村版的《归乡》,而《归乡》唱的是彰化南溪州的故乡。你会有很强的身份认同,告诉自己究竟是属于哪个故乡吗?


陈:我每次回乡下去的时候,他们都会说,“你回来了”,然后我就很不好意思。不像我弟弟,他一天到晚跑回去,会在这里整整那里弄弄,他给我的感觉是他老了就还会回去。但我十八岁就已经离开乡下了,差不多就是在这个城市(台北)瞎混,然后走到现在。你说我的贡献,我缴的税,都是台北市拿走了。所以我怎么好回去乡下瞎说我是彰化人,会不好意思。所以这种状态之下,再加上台湾这几年城乡差距也近了,到哪里都渐渐融在一起。硬要我说,其实我到延安,想念台湾的状态,才明白思乡的感觉。我也很佩服很多人就这样移民去加拿大,像电影里一样,最后你被埋在温哥华华人很漂亮的公墓里面,秋天的落叶满地,美呆了,但我觉得好悲伤啊。我们为什么不能埋在台湾呢?随便把我丢在绿岛也可以啊,随便什么垃圾场把我扔进去我也觉得比较安稳。我不要死在所谓的异乡。


端:但我记得你以前接受访问,很洒脱地说自己要海葬……


陈:当然,科学地说,你烧成灰之后,可以洋溢在整个地球整个大气层里面。但还是绿岛的海边扔了算了。


端:故乡和异乡两个意象在你的创作里似乎一直在牵扯,好像觉得,你之前用多少力气去离开这个地方,你现在就要用多少力气回来。这么直白的深情,在过往的作品不多见,它来自哪里呢?


陈:我发动《归乡》的写作跟构想时,两个朋友就用闽南话跟我说,这些东西都是土炮,你不是要放在新宝岛吗?我就说,这样很理所当然吗?我想介绍我的老家,真要介绍,就要用十三十四亿人口的语言啊,为什么要用一亿人口的语言呢?我还要能用英语告诉全世界,我的故乡多美。这样的一个故乡,是我的old hometown。承载这个故乡的,也不完全是“我”。里面有那些角色、人物,我一个人是扛不了那么多的。如果是“我”,可能也不只十一首歌就写完,应该有一百一十首的。也有年纪的关系,到了那个年纪就会突然说,欸来干一个这个吧。


「我们为什么不能埋在台湾呢?随便把我丢在绿岛也可以啊,随便什么垃圾场把我扔进去我也觉得比较安稳。」


端:你会有很明显的中年危机感?一定要做完一些事,才觉得对自己有交待?


陈:当然啦,最近多紧张啊,朋友一个一个死掉。(编注:空拍摄影师齐柏林、诚品创办人吴清友相继离世时,陈升曾感伤表示:为什么他们懒得呼吸?)最近死了好多五六十岁的,都是菁英中的菁英那种。但他们都安慰我:你又不是菁英。我还记得我50岁的时候,生日 party 被我的团员们脱裤子……这十年一下子就过去了,回头看50到60岁,觉得没干什么正经事。惊觉酒量、反应力都越来越糟。我想70岁铁定会更糟,那时应该没办法再做一些比较“侵入性”的事,比如开个帆船绕台湾一圈之类的。我想齐柏林70岁的时候坐飞机也会头晕吧。所以我一定要70岁前把所有需要劳力的项目都干掉,比较户外的,可能是电影、纪录片类。


端:你是觉得有太多想表达的东西没有表达完吗?


陈:会越来越多,这个很恐怖。《归乡》还没结束,就突然蹦出一个《南机场人》来。根本不在计划中的,而是你写完这个之后好像那个也有关系了,不说说这个好像也不太公平。我的妈呀,这个岂不是没完没了?


▲  陈升顶著灰白夹杂的头发,身形却很健康,皮肤晒得黝黑,肌肉线条分明,一看就是有规律而严格的训练,并不像是歌里展现的,那种在酒精与旅途中浪荡一生的无赖模样。摄:张国耀/端传媒


那些不说就实在不爽的事


端:很多创作的人都有自己生命中逐渐浮现的“母题”,写歌也好,写小说也好,慢慢会发现你似乎逃不脱这个你冥冥中关注的问题……你想过吗,你的母题是什么?


陈:我翻开以前写作的东西会发现。我的老同事张培仁先生(编注:魔岩唱片创办人),最近我们碰面的时候,他带着很佩服和赞叹的语气跟我说:“Why are you still so angry?”Angry 不是一种表态,是说你怎么还对这个世界的不公不义这么感兴趣。我估计我的母题,简单说,就是张培仁说的,看不下去。就是这个故事我非要说出来,因为这个不对,我看起来不对劲。比如说一个国民党的山东老兵,十几岁时在奶奶的田里锄草,然后部队经过的时候就被带走了。部队给他很多承诺说可以怎样,反攻大陆之后怎样,到最后是一场空。这样的历史太多了,我从小就看,到最后还可能娶一个智障的女孩,生一个智障的小孩,这岂能公平看待吗,这岂能不写?我可能还有一些别的招式,比如说去拍照啊,写小说,甚至整合一批人,干脆拍电影了。这个“母题”一来是发现,二来要分享。


「这个故事我非要说出来,因为这个不对,我看起来不对劲。」


端:这些故事触动你的原意,是你看不下去,觉得愤怒。但你要把它表达出来,告诉给整个世界听的动力又是什么呢?是希望更多的人知道这些事情?


陈:首先是为了自己爽。不说实在不爽。说得很爽之后,大家以后也可能会注意到这个事情。举个例子,比如说核能废料的问题,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明明就是会遗害子孙的,不适合也不必须搞的事情,我就不懂为什么非要这样。但你碰到台电的人,他们很多又会高姿态,那种博士级别的,非常睥睨你这种。但我不是政治咖。我去从政一定是个烂货,绝对比我在骂的人还要糟糕。我绝对会徇私舞弊,狗屁倒灶。我是认定我的身体里有一部分是异常的,就好像有一个精神病歌手叫做玛丽莲曼森,我常常跟他们说,我有时候也会跑出来玛丽莲陈升。我还蛮喜欢这种王八蛋的状态。有些朋友对政治立场很兴奋很敏感,他们不停问我,你是什么颜色的?我告诉你,我一辈子没投过票。我智商不够去做这个事情。我就是缴税嘛,我做好公民。但你不要告诉我说,你不投票就不是好公民,我不要嘛,不行吗?我终究得要告诉全世界说:我是自由人!高贵的自由人!没有派别的,为什么一天到晚这边的人说我是这边,那边的人说我是这边。这也是我不明白的地方。


端:所以你的情感连结还是对人的,不是对一个抽象的宏观的概念。记得以前一个访问中,你有一个比喻说你和罗大佑的区别,你说你写的是进不了高级饭店趴在地上滚来滚去的野狗一样的人,但是大佑写的是高级饭店里的悲哀。


陈:我觉得到现在也差不多还是这样。举个烂例子啊,我有一些朋友,我们都是从大便坑里面爬出来的。那你怎么就放弃大便坑的题材呢?你有一天就跑到王府井大饭店的门口,你就进去了,没有再出来过。我想说那你到底在里面干嘛?这里能写作吗?为什么不去大排档呢?有一天打听了一下,原来每天都在里面打电动玩具,在寻找一个虚拟的世界来写作。我没有办法啊。我要是时间够的话大致我都会走路、脚踏车、坐地铁。要越来越慢,拉长那个 range,我才会问闻得到那个路上的味道。摩托车都做不到,汽车更不可能。


端:你的歌里和书里都写很多人的故事,你是会花时间和他们聊天吗?


陈:不用啊,干嘛要聊天呢?


端:那故事从哪里来?


陈:我随便就可以虚拟一个人啊。比如《南机场人》,刚刚这个吉他手,他就是南机场人,他爸爸是很典型的官,她妈妈是泰雅族人,父母都不在了,两三个哥哥,有点亲又但是不太亲。他一个人生活着……


「到处都是故事啊。任何一个人交往个三天两天都会是一本书。哪需要采访?它不会矫情的,不慌不忙。」


端:你是在描述还是已经在虚构了?


陈:就可以从他身上扩张出很多故事。比如我光听他说他的生活,就觉得有支MV要去他家拍。我派一个女主角给你,当你的妹,你们两个相依为命,父母都不在了,你们是被活生生地被父母抛弃在眷村的两个相依为命的小孩。他差不多也是这样子啊。他自己跟我说,觉得很累懒得出门,家对面失火了,消防车要把他的房子拆了他都没发现。你说这不是故事吗?你再怎么呕心泣血地、撒狗血地描述,都还是没有办法达到那个事实的状态。但到处都是故事啊。任何一个人交往个三天两天都会是一本书。哪需要采访?它不会矫情的,不慌不忙。总之就是我必须活在这个状态里面。把我关在王府井大饭店里面,不可以的,我也不知道我能演化成什么样子。我对网路也不感兴趣。电台里面会跑出稻米跟美女,我就服了他了。


端:王府井酒店也有王府井酒店的哀伤呀。


陈:这就是大佑的事啊。大佑现在应该去写。他出了一张《家》的专辑,我就想说我演唱会请他来当嘉宾。结果我们董事长说,你们的客人根本都不一样啊!他说,大佑的朋友都是赵少康陈文茜,你看看你是什么朋友?他有一次跟人家撞车,下车的时候看到对面男人青面獠牙的,他说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想到我。他觉得只有我可以有什么黑道朋友可以当靠山可以帮忙。有那么多人,一想到需要兄弟出手,就直接想到我。


端:其实你有吗?


陈:我刚不是说了,我的生命里有狗屁倒灶的一部分。有时候我甚至觉得所谓黑道都比政治人物高级很多。很简单啊,告诉你,我就是要钱啊。什么道义啊,狗屁。


端:被你写在歌里的这些人,他们会听你的歌吗?


陈:我也不确定是不是有这些人。我不会纯粹抓一个人说,这个就写你喔。这样不厉害。我告诉你,要三四个人写在一起,让人家以为说,你是在写我吗?哈哈,我哪有在写你。我没有那么多恋爱故事,没有那么多杀人情节,没有那么多人可以杀。我要写到外太空去了,对不对。这是写作给我的红利啊,给我的 bonus,可以享受这个事情。


「他说,大佑的朋友都是赵少康陈文茜,你看看你是什么朋友?」


端:2008年开始你就在感慨这个世界变得很坏,现在怎么办,会不会更坏了?


陈:这个还和年纪有关。我没有再在乎了,因为我已经快60岁了,我要在乎的是我七十几之前要做什么。这个世界再怎么糟、再怎么好,已经不关我这十年的事情了。这世界要是变成一片荒芜,我还是得看我自己,我计划中的事情。因为我现在计划中的事情,是集我所有的经验跟能力跟人气人脉,黑白两道,才要揉最后一团面,要做成包子之类的,是这个状态。以前不是,以前缺这个一点,缺那个一点,还在向外发展的阶段。如果我有幸活到八十岁,还能写点小小说什么的,我哪会记得我那个时候的头子是谁啊,我根本不管了。我只可能走路时跌断了骨头,那时候我怎么会怪陈水扁说,你他妈的没有把路盖平,还让我跌倒?那时候就保命了。


▲  在台北,他工作了三十多年的录音室“丽风录音室”在都市更新政策下被拆了。这家位于一栋老旧公寓三楼的录音室,曾见证过罗大佑《亚细亚的孤儿》出炉,出过李宗盛第一张专辑,录制过滚石六成以上的唱片,以及陈升几乎所有的歌。摄:张国耀


我对“封杀”这两个字不是很理解


端:你在未来十年想像的故事里,跟中国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陈:我第一次去祖国是89年,我在长沙。真的是恰好、刚好。我去拍一个汨罗江屈原祠的电视短片。当时还没高速公路,从长沙到汨罗江要一天,我们在路上还遇到土匪呢,就拆桥要路费这种。经过长沙的时候,发现整个氛围已经很恐怖很紧张了。我们这种人呢,有一个敏感的地方就是该逃命的时候就要逃命。所以一直到90年的时候,我才开始慢慢再去。去了上海、北京,后来每一年都会去旅行,有时候一住就是半年。我觉得自己太敏感,所以都不敢待太久,至多是制作录音,交朋友,待个十天十五天,我就觉得我快要炸掉了,就要回来整理,写作。像《One Night in Beijing》这首歌,大概就是92、93年左右在大陆发生的。那时候大陆刚刚开放,我确实可以拍胸膛说,我们真的是最爱中国的一批人。


2000年之后,整个世界经济大崩盘,唱片也是大崩盘。我自己也没什么钱可以再做大动作。大陆的气氛也不再是以前那种——以前王府井大饭店门口还是胡同,没有大街。后来可以说人都变市侩了,然后每个人都汲汲,不知道在追求甚么,又很快速地膨胀跟学习跟成熟。我就开始觉得有点挺不住了,再加上一直在挽救自己的唱片事业,就没有再去。一直到2001年后才又慢慢回去看看风景,找一些朋友去感受差异。


端:好像渐渐地,在大陆就看不到你的消息了,但你好像也不太在乎。


陈:我还是更在乎自己很爽快的创作态度。我爱怎么唱歌就怎么唱歌,不能你来告诉我说这个不要唱了,这个有点敏感。或者是这个不要出版,为什么不要出版?我要告诉那些让人家不自由的人,拜托,我不会颐指气使地跑到你家厨房说,叫你这个菜要这样做,那个要那样做,我是谨守里面该有的分寸。我没有要冒犯或者推翻你的锅,我没有这个意思,一点都没有。我只是想在我原来制造的空间和方寸里面,保持我自己依然的自由的态度,这样我才能创作。你不能告诉我说这个要写,那个不要写,那我就完蛋了,我就整个人都挂掉了。


「我没有要冒犯或者推翻你的锅,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想在我原来制造的空间和方寸里面,保持我自己依然的自由的态度,这样我才能创作。」


端:所以其实你在乎“被封杀”吗?


陈:如果是四十岁的时候你告诉我说,有个区块你不能再去了。那我就会想,我翻墙。这个地球是我的啊,谁能规定这里能去不能去。但是到现在这年纪的人,我会想,我没有空啊,我还有很多地方没去哎。马丘比丘我就没去过,很紧张啊!火地岛也没去过!那个张国荣跟梁朝伟接吻的地方啊。我都没去过,怎么还会拘泥于有些地方不能去呢,对吧。而且我到现在,对“封杀”这两个字还没有很理解。我只知道比如这个家伙是通缉犯,应该把他照片画一画贴在城门口,喔这个人有性病,你千万不要碰到他的手,不然就会感染。都是这样很具体清楚的。但现在所有的事件都是在耳语说:“他好像有性病,被封杀了……(悄声说话)。”我现在感受到的是这种东西。我都不知道你到底在讲什么,如果是通缉犯你就告诉我我是通缉犯嘛。


(编注:2003年起因一系列事件,陈升在中国大陆再不能公开演出,近年,又因涉“台独”名单,他的歌曲在中国网络上被广泛下架。 陈升说,有过十几次递“认错书”的机会,自己实在看不下去,放弃了。)


端:就是这种无法定义的事情,才会蔓生出一种恐惧。你今天的状态也许比较容易克服,但是对一些刚刚出道的比较年轻的人,可能没这么容易。如果你有机会开解他们的话,你会怎么跟他们讲?


陈:当然这还是跟我年纪有关的。我就会告诉我儿子说,很倒霉你刚好是我儿子,但是我还是建议你不要像我这么硬。因为时代是你们的。有些年轻的歌手,担心跟我走太近会比较敏感,我很认同,我会跟他们说这没事,你不要不好意思,一点都不会。因为每个人都在文明,每个人都在开明。你应该用你的年纪和你的生命去迎接明天,而不是用我的逻辑。我如果要死守一个概念一辈子,那也就是我自己的事情,你何苦呢?


端:你三十年创作都是这种自由的状态吗?


陈:我只能说,影响我创作的最大因素就是卖唱片,商业因素。但也是自己判断的。因为我一直都是滚石下属独立的一个制作公司。我不是签约歌手。我爱怎么录音就怎么录音,我从一开始就这样。当然人家会试图左右我说:你可以写一些风花雪月比较好卖!就像乩童,每次庙公都跟他说,你朝着忠孝东路一直走过去,然后你就发狂,走到文庙的时候,大家都会鼓掌说好厉害喔,香火钱就来了。哈哈哈,我老板一直跟我讲这个事,就是赚钱一定要这样赚。于是我就开始了,进录音室就好像起乩,就忘记老板交代的事情了,就一直在巷弄里打滚啊,也不会走忠孝东路啊,啊啊啊,瞎搞半天,好像也到庙了。老板气死了,等在那里说,你妈的发什么神经,我叫你从忠孝东路一直走过来,干嘛在巷弄里滚来滚去,谁啊。但我走到我很爽,你有什么不爽啊!


端:所以重点是,你不管再怎么打滚,没走忠孝东路,但最后还是到庙了。


陈:(笑)是啦。可能少赚了一点钱,但这种赚法让我很爽。


端:对你今天来说,有没有乐迷,有没有市场这件事情还有多重要?


陈:当然是越来越重要啊!因为你还是要赚钱,维持下一张的开销啊,一直到现在都还是有点紧。我们乐团,昨天他们编曲到晚上的时候一直在喊:弦乐!弦乐!弦乐!他们要求去北京录弦乐,但这样一趟我就要多花几十万台币!然后我一直在那边干笑,他们就一直闹,幼稚不幼稚。钱当然重要啊,对不对,没有钱我怎么柴米油盐酱醋茶,我是个大厨也不能没材料。


▲  陈升认为该说的都已经在作品里说完了,可以很甜蜜地死去,总之,“就是自由人,我喜欢自由”。摄:张国耀/端传媒


端:我看到你之前经常说,你的墓碑上面会写,这里是一个小说家。

陈:如果要写我是歌星的话,不如写我是作家,会比较爽啦。 

端:但你会立墓碑吗?

陈:我怎么知道呢,那个是我儿子的事。


端:你会留一个能总结你一生的东西吗?

陈:那倒不必要。不清不楚的人才必须要简洁地用100个字去描述他的人生。我认为我该说的都已经在作品里说完了,我可以很甜蜜地死去。总之,我就是自由人,我喜欢自由。


「不清不楚的人才必须要简洁地用100个字去描述他的人生。我认为我该说的都已经在作品里说完了,我可以很甜蜜地死去。」


《归乡》

表演者:陈昇 
发行时间:2017年7月14日 
发行商: 滚石唱片


原文转载自端传媒,已取得授权,原文链接: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70901-taiwan-Bobby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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